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由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
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
而且，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这些都是那个时空的后人所总结的，大致反应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可谓是一语中的。
说到底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腊、宋江、张迪之流，打着“均贫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实则只为牟取个人利益，比之**朝廷、贪官污吏更为可恶。
尤其是那张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迹斑斑，简直是为祸一方、作恶多端的霸王，平素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勾连权贵坏事做尽。一旦东窗事发，主子们如烫手山芋般甩锅尚嫌不及，又怎会不识时务的再包庇？他倒是个狠人，那就干脆一拍两散，落草为寇尤觉不够，索性占城为王。
虽然所谓的“晋王”号称麾下有十万大军，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根本就无即战力可言。
在冯过看来，招安于对张迪此獠无异于放虎归山，就当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祸害。
坏事做尽，一个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脱罪，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有官身的公人，这岂非太荒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发生了。这样的大定，真的是够颠覆三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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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
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
而且，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这些都是那个时空的后人所总结的，大致反应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可谓是一语中的。
说到底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腊、宋江、张迪之流，打着“均贫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实则只为牟取个人利益，比之**朝廷、贪官污吏更为可恶。
尤其是那张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迹斑斑，简直是为祸一方、作恶多端的霸王，平素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勾连权贵坏事做尽。一旦东窗事发，主子们如烫手山芋般甩锅尚嫌不及，又怎会不识时务的再包庇？他倒是个狠人，那就干脆一拍两散，落草为寇尤觉不够，索性占城为王。
虽然所谓的“晋王”号称麾下有十万大军，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根本就无即战力可言。
在冯过看来，招安于对张迪此獠无异于放虎归山，就当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祸害。
坏事做尽，一个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脱罪，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有官身的公人，这岂非太荒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发生了。这样的大定，真的是够颠覆三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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