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了指田间，那里有几根翎毛时上时下，时而能看到，时而就消失不见。“治水之事乃是个大工，不可操之过急。从请公示到筹措款项购买工料，非朝夕之功可成。事缓则圆，总要循序渐进才好，守拙也不必操之过急。倒是眼下之事，让我颇有些兴趣。眼下退思所行之事，于守拙家业大有妨碍，我还当你要他停止清丈田亩呢。”
顾实正色道：“元定兄何出此言？耕田纳赋，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既然种了田，就该交皇粮国税。应受优免，乃是朝廷恩典，于恩典之外的田额理当纳赋。顾寿山以往勾结粮官，从中做了许多手脚，还更改了田地这些事我一概不知，否则第一个会向官府说明真相。县尊眼下做的事，正是我顾家早该做的事，我们拖了这么久，如今让衙门的人受累，小弟心内难安。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阻止。”
那些起伏不定的翎毛正是县衙门公人头上的佩饰，就在范进与刘、顾两人于树下闲谈时，这些公人已经脱了鞋卷着裤，在泥水里走来走去。
他们当然不是在无意义的乱走，而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却又甚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虽然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种度量单位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而是根据具体的场合情况有不同的标准。
就以尺为例，明朝的“一尺”并不是个固定长度。分为裁衣尺、营造尺、量地尺三种，依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标准。其长度规定都是根据宝钞纸而来，在一尺这个标准上，三种尺之间的长度都不相同。
对于民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说，亩的概念也不是恒定值。一“亩”地并不是个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亩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产量作为亩的恒定标准，保证每亩田地的产粮数近似。
上元县目前奉行的计亩标准是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这就需要有人去测量，才能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否则指着一片田地，随便说个亩数，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而这种统计上的差额，正是当下一些乡绅以及胥吏的收入来源。
士绅的优免不是无上限的，后世所谓举人田地免税的说法并不准确。举人的优免田额在当下与秀才没什么区别，之所以举人可以得到大笔投献是在于其官员预备的身份，拥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资格。为了维护他的体面，其名下的田就没人去丈量，只需要他报个数字。说多少，就是多少，没人去追究。
乡村自己开的荒田是要报备的，报数字的时候随便说个数字，只要衙门里有人，就这么认下来，修订到鱼鳞册页里成为收税标准，按多出来的地，就是收入来源。像上元这种频繁发生洪水的地方，一场洪水席卷之后，有些原有耕田变成泽国，不能再作为田地耕种。上报朝廷时，这个数字做一个增减，都是收入上的重要来源。
作为朝廷财政收入根基的田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没人丈量。每次统计时，都是由地方的粮长统计自己管境内的可耕种土地数。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亩报的比实际数字小，是所有粮长都会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这么一点点被蚕食掉。当然，这里面士绅优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这种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样不可忽视。
至于为什么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简单，受累不讨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顶着日头在田间行走计数，注定不可能由官员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无事不下乡制度，就是因为他当年在乡间是确实见过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人的行为，会导致百姓对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酿成民变。
连正常的工作都要借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的吏役，做这种苦差事更不可能规矩。清丈土地本来就会招来百姓的猜疑，再有这些人的压榨，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事后追究责任，主官就难逃罪责。再者，检地那些人其实和负责帐册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时候他们收了贿赂，还是可能按着乡绅的数字报上来，那这种检地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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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正色道：“元定兄何出此言？耕田纳赋，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既然种了田，就该交皇粮国税。应受优免，乃是朝廷恩典，于恩典之外的田额理当纳赋。顾寿山以往勾结粮官，从中做了许多手脚，还更改了田地这些事我一概不知，否则第一个会向官府说明真相。县尊眼下做的事，正是我顾家早该做的事，我们拖了这么久，如今让衙门的人受累，小弟心内难安。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阻止。”
那些起伏不定的翎毛正是县衙门公人头上的佩饰，就在范进与刘、顾两人于树下闲谈时，这些公人已经脱了鞋卷着裤，在泥水里走来走去。
他们当然不是在无意义的乱走，而是在做一件极为重要，却又甚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丈量土地。
虽然在秦代就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明朝，各种度量单位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而是根据具体的场合情况有不同的标准。
就以尺为例，明朝的“一尺”并不是个固定长度。分为裁衣尺、营造尺、量地尺三种，依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标准。其长度规定都是根据宝钞纸而来，在一尺这个标准上，三种尺之间的长度都不相同。
对于民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说，亩的概念也不是恒定值。一“亩”地并不是个固定大小，在不同的省份，一亩地大小不一。有的地区，则是以粮食产量作为亩的恒定标准，保证每亩田地的产粮数近似。
上元县目前奉行的计亩标准是三百六十弓为一亩，这就需要有人去测量，才能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否则指着一片田地，随便说个亩数，只要不出太大的偏差，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而这种统计上的差额，正是当下一些乡绅以及胥吏的收入来源。
士绅的优免不是无上限的，后世所谓举人田地免税的说法并不准确。举人的优免田额在当下与秀才没什么区别，之所以举人可以得到大笔投献是在于其官员预备的身份，拥有了和地方官府交涉的资格。为了维护他的体面，其名下的田就没人去丈量，只需要他报个数字。说多少，就是多少，没人去追究。
乡村自己开的荒田是要报备的，报数字的时候随便说个数字，只要衙门里有人，就这么认下来，修订到鱼鳞册页里成为收税标准，按多出来的地，就是收入来源。像上元这种频繁发生洪水的地方，一场洪水席卷之后，有些原有耕田变成泽国，不能再作为田地耕种。上报朝廷时，这个数字做一个增减，都是收入上的重要来源。
作为朝廷财政收入根基的田亩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没人丈量。每次统计时，都是由地方的粮长统计自己管境内的可耕种土地数。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全村的利益，把田亩报的比实际数字小，是所有粮长都会做的事。而明朝廷控制下的田地就这么一点点被蚕食掉。当然，这里面士绅优免以及藩王田地的因素更重，但是这种丈量土地中的私弊，同样不可忽视。
至于为什么不官府出面丈量，道理也很简单，受累不讨好。清丈田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顶着日头在田间行走计数，注定不可能由官员完成。朱元璋制定吏役无事不下乡制度，就是因为他当年在乡间是确实见过如狼似虎的吏役是如何迫害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人的行为，会导致百姓对朝廷心生怨恨，一旦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酿成民变。
连正常的工作都要借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的吏役，做这种苦差事更不可能规矩。清丈土地本来就会招来百姓的猜疑，再有这些人的压榨，民变随时可能发生。事后追究责任，主官就难逃罪责。再者，检地那些人其实和负责帐册那些人是同一批，到时候他们收了贿赂，还是可能按着乡绅的数字报上来，那这种检地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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