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又何曾想让自己的大儿子去城头上御敌，可现在没有办法啊，他刘某人败得一塌糊涂，刘家已经不怎么受待见了，现在唯一能挽回刘家声誉的，就剩下这最后一个机会了。保住了汴梁城，大宋朝廷还会依赖刘家，要是城破了，刘家就成了大宋最大的罪人，世世代代都会遭人唾骂的。哎，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家里的人就是不懂呢，真以为只要好好活着，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么？刘家积累了不少财富，可这些都是朝廷给的。
刘显宁似乎明白了刘光世的意思，他退后两步，重重的跪在了地上，“爹，你息怒，孩儿这就去，这就去，蛮子要是不离开，孩儿也不回家！”
提着刘光世的佩剑，刘家大公子离开了家门，这还是刘大公子第一次披上戎装。像刘显宁这样的，可不光他一个，因为女真人过了黄河，宋军大败，转眼间就有可能杀到汴梁城。此时京城里的官员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只能放下成见，同仇敌忾，要是不把女真蛮子打跑，最后谁也没好处。这一点，可比后世大明朝强太多了。大宋朝的官员腐败懦弱，勾心斗角，重文轻武，这些可比后世大明朝不遑多让，但是官员们富商们多少还保留着一点傲气。可后世大明朝呢？当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乍听上去，崇祯颇有些推卸责任的意思，可其中不乏一些道理，看看崇祯身死，大明灭亡后，那些文人臣子的表现吧，他们换一身服装，继续当着大清朝的臣子。崇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根本上还算是一个好皇帝的。不过他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少了该有的帝王教导。导致徒有心志，却缺少手段，拥有一个振神作书吧之心，却又少了耐性，他上台，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彻底搞垮了魏忠贤集团，也就是所谓的阉党。没了阉党。所谓的清流东林党们没了制衡，开始主导大明朝的序幕。
有的人说大明朝亡于党争，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敢问自魏忠贤倒台后，还有什么党争，有的只是东林党内部官员争夺私利罢了。文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笔杆子，本来崇祯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被文人清流们写成了最为值得歌颂的事情，听上去阉党覆灭是好事。可实际上对大明百姓，对崇祯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帝王之术。也可以说是平衡之术，就是充分利用自己手下的人才，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平衡，能防止一家做大，如果一个朝廷里只有一个声音，那这个王朝也离着覆灭不远了。朝廷之上只有帝王之声，而无臣子之言，则国有昏君暴君，朝廷之上只有臣子之言，帝王听从，则蒙蔽圣聪，旨意不得履行。
后世大明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崇祯有着一颗好心，他赈灾，他招抚，可每次结果都是不好的，是因为什么，还不是所谓的清流大臣们中饱私囊，胡乱做决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崇祯太心急了，一下子毁了阉党，阉党覆灭，代表着晋商利益的晋党、秦党没了，为皇家充当耳目，监视文武百官的锦衣卫和东厂垮了，无人抗衡的清流们没人制衡，不久可以随便欺瞒了么？
大明朝，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党争，最大罪人不是崇祯，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东林党。可怕的是文人的笔杆子太厉害，到最后，崇祯成了大明朝败亡的罪人，可东林党成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有那么一些文人总是让人痛恨，有那么一些文人总是那么的不知廉耻。
好在，柴可言不是崇祯，她有着成熟的思维，刘光世是败了，可是现在怪他又有什么用，杀了刘光世，便宜了童贯和高俅？李邦彦也是该杀，可是杀了李邦彦，谁来制衡那些朝中官员？柴可言聪明的维持着汴梁城的平衡，各方许以好处，各方又加以打压，总之现在汴梁城里人人自危，但人人又觉得是机遇。就像刘光世，他不得不拼了老命的让刘家人去守城，因为他要是不这么做，不用赵桓和柴可言动手，童贯和高俅等人就会像疯狗一样咬过来。让刘家人去守城，一方面不给人口实，另一方面也能争取到更多立功的机会，风险和机遇是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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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显宁似乎明白了刘光世的意思，他退后两步，重重的跪在了地上，“爹，你息怒，孩儿这就去，这就去，蛮子要是不离开，孩儿也不回家！”
提着刘光世的佩剑，刘家大公子离开了家门，这还是刘大公子第一次披上戎装。像刘显宁这样的，可不光他一个，因为女真人过了黄河，宋军大败，转眼间就有可能杀到汴梁城。此时京城里的官员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只能放下成见，同仇敌忾，要是不把女真蛮子打跑，最后谁也没好处。这一点，可比后世大明朝强太多了。大宋朝的官员腐败懦弱，勾心斗角，重文轻武，这些可比后世大明朝不遑多让，但是官员们富商们多少还保留着一点傲气。可后世大明朝呢？当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乍听上去，崇祯颇有些推卸责任的意思，可其中不乏一些道理，看看崇祯身死，大明灭亡后，那些文人臣子的表现吧，他们换一身服装，继续当着大清朝的臣子。崇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根本上还算是一个好皇帝的。不过他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少了该有的帝王教导。导致徒有心志，却缺少手段，拥有一个振神作书吧之心，却又少了耐性，他上台，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彻底搞垮了魏忠贤集团，也就是所谓的阉党。没了阉党。所谓的清流东林党们没了制衡，开始主导大明朝的序幕。
有的人说大明朝亡于党争，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敢问自魏忠贤倒台后，还有什么党争，有的只是东林党内部官员争夺私利罢了。文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笔杆子，本来崇祯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被文人清流们写成了最为值得歌颂的事情，听上去阉党覆灭是好事。可实际上对大明百姓，对崇祯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帝王之术。也可以说是平衡之术，就是充分利用自己手下的人才，来完成自己的目标。平衡，能防止一家做大，如果一个朝廷里只有一个声音，那这个王朝也离着覆灭不远了。朝廷之上只有帝王之声，而无臣子之言，则国有昏君暴君，朝廷之上只有臣子之言，帝王听从，则蒙蔽圣聪，旨意不得履行。
后世大明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崇祯有着一颗好心，他赈灾，他招抚，可每次结果都是不好的，是因为什么，还不是所谓的清流大臣们中饱私囊，胡乱做决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崇祯太心急了，一下子毁了阉党，阉党覆灭，代表着晋商利益的晋党、秦党没了，为皇家充当耳目，监视文武百官的锦衣卫和东厂垮了，无人抗衡的清流们没人制衡，不久可以随便欺瞒了么？
大明朝，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党争，最大罪人不是崇祯，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东林党。可怕的是文人的笔杆子太厉害，到最后，崇祯成了大明朝败亡的罪人，可东林党成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有那么一些文人总是让人痛恨，有那么一些文人总是那么的不知廉耻。
好在，柴可言不是崇祯，她有着成熟的思维，刘光世是败了，可是现在怪他又有什么用，杀了刘光世，便宜了童贯和高俅？李邦彦也是该杀，可是杀了李邦彦，谁来制衡那些朝中官员？柴可言聪明的维持着汴梁城的平衡，各方许以好处，各方又加以打压，总之现在汴梁城里人人自危，但人人又觉得是机遇。就像刘光世，他不得不拼了老命的让刘家人去守城，因为他要是不这么做，不用赵桓和柴可言动手，童贯和高俅等人就会像疯狗一样咬过来。让刘家人去守城，一方面不给人口实，另一方面也能争取到更多立功的机会，风险和机遇是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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