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皇帝在徐光启离开京城后，再次去了工部视察，并且去了丰台察看王恭厂新址建设进度。
皇帝担心徐光启离开京师后，工部会有所懈怠，所以亲自上阵督促他们；看了一圈以后，比较满意，这个时代的人大多纯朴踏实，偷奸耍滑的人肯定也有，估计都被徐光启清理出去了。
启皇帝给了徐光启极大的权限，整个工部就是徐光启的一言堂，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这种现象当然不正常，并且已经有御史上奏疏弹劾此事。
但皇帝依旧不改对徐光启的支持和信任，值此非常时期，行此非常之政，徐光启的独裁会让工部的效率更高，执行力更好。
启皇帝对工部的重视，是明朝历代皇帝都没有过的，以前的工部存在感不高，排在六部末尾，在读圣贤书的读书人眼中，这些做具体事务的人素来不受重视。
这也是儒家学的一个弊端，王阳明的心学在读书人中受到极大追捧，大家热衷于各自对心学的理解高谈阔论，读书人大多为夸夸其谈者，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热衷于做具体事务。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不利于国家发展的风潮。
而晚明时期，这股风潮达到了一个高峰，官员们动不动就喜欢争论，争论了许久也争不出什么结果，造成官府工作多浮于表面，工作效率拖拖拉拉，踏踏实实做事的不多。
启皇帝想要改变这种风气，打压这些夸夸其谈者，重用肯做实事者，增加科举考试中实务考试内容，将来要举办各个部办学院，培养更多踏实做事的官员。
但儒家学在中国盛行千年，想要短时间内大幅改变不太可能，他这个皇帝只能设计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现象。
而预防军阀的产生，同样是启皇帝必须要关注的大事。大明注重以文御武，相对而言抑制了军阀的产生，但是原本的历史上，辽东的吴三桂、祖大寿，湖广的左良玉等人事实上就是军阀，军队只听他们的号令，不听朝廷的指挥，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
正是因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朝廷越发依赖武将，而对武将的监督机制基本丢弃，有点野心的武将马上动了拥兵自重的心思，一旦乱世出现，朝廷情势危急，武将趁机跟朝廷索要好处，甚至有了良禽择木而栖的想法。
启皇帝给袁可立的密信中提出的几点措施，就是提醒袁可立对武将必须恩威并施，大明现在的这帮武将打仗的本事不咋滴，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却无师自通，必须加以限制。
这一点上，袁可立确实做得不够好，毛文龙的位置确实很重要，但也不能过分纵容，袁可立把毛文龙提拔得太快，却疏于监督，本就桀骜不驯的毛文龙很容易变得骄横跋扈，甚至会产生拥兵自重的心思。
毛文龙后来谎称他的军队有四五万，动不动就报告杀敌数千，要求朝廷派发粮饷物资和奖赏，而他孤悬海外，朝廷怎么验证？这粮饷物资和奖赏给不给？
启皇帝现在提出了补救措施，袁可立也想明白了，自己的确疏忽大意了，一味的加赏并不能保证毛文龙的战斗力和积极性，恩威并施才最有效，自己有点心急了，差点酿成大错。
大明现在对后金的战略只是围困和骚扰，启皇帝头脑很清醒，明军和建奴野战肯定不行，只能据城、据险而守，偶尔趁其不备骚扰攻击其薄弱处，使建奴不得安宁就行，根本不要妄想取得什么大捷。
如果只是打退建奴的围攻，就敢号称大捷，恐怕只是袁崇焕这类文官的夜郎自大而已，明军的战斗力没有得到突破性提高，没有对付建奴骑兵的办法，怎么取得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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