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南北大分裂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道教迅速成长并走向成熟的时代。在那个盛产名士、清流的时代，同样出现了众多的道教名人，出现了大量的传世典籍，伴随他们的还有大量的传说和道教的勃兴。
为什么这段时期道教会得到迅速地发展，和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离不开的。
黄巾起义之后，曹魏的统治者对方士们的活动不得不重视起来，不重视也不行啊，这些人的能量真的可以动摇国家根本啊。但这种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和人总是不同的，就算是一脉相传，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魏晋初期，曹操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方士、五斗米道的态度是一种比较纠结的矛盾心理。那时的士大夫阶层还是非常相信怪力神仙存在的，也希望能吃粒仙药长生不死的，因此不排斥和方士们有接触。但张修、张角、张鲁这三个姓张的却展现出方士们的另一面，所以又害怕再来一次黄巾起义，这就太刺激，没人愿意再尝试。因此曹操对方士采取了一种简单直接的手段，把这些方士们全请过来，还包吃包住，这样既防止这些人不安分，再四处去折腾传教起义玩，而且万一哪位不小心炼出了仙丹什么的，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山海经》，古代还有一本《博物志》不知道是不是听说过，它借鉴了很多《山海经》的内容，算是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吧。因为它在阴阳五行学说上有所论述才翻了翻，这本书的方士卷中就记载了曹操控制方士的这件事。在曹操把左慈、甘始等一批方士全集中到了身边以后，曹植就有了和这些高人们长期亲密接触的机会。曹植的聪明和才华是得到历代才子们的共同认可的，满世界就那十斗才华，他一人就占了八斗，一般人可真不太容易骗到他，所以他在考验过左慈、甘始、郤俭等人的道法时，估计这几位高人可能是因为紧张发挥失常，或者干脆就没什么真本事，让聪明的曹植对长生、辟谷之类的仙家法术有些失望，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养生、房中术等科研成果。曹植的这种态度通过后来他写的一篇《辩道论》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种年轻气盛，不相信的情绪。但是若干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释疑论》，里面则表达了对自己放不下凡尘俗世而不能专心修道长生的惋惜心情，此时的曹植对神仙方术已经相信了**分了，晚年的曹植又写过一篇《释愁文》，对方士表达出的就是一种仰慕了。我们通过曹植的文章以及《太平广记》等文献上都可以体会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对方士的那种强烈的戒备心理了。
曹操平定汉中以后，并没有高举大刀大肆杀戮，虽然有张鲁战败而没有焚烧粮食财物的原因，但也并不是主要的。在把汉中的数万户人口，当然绝大多数是张鲁的铁杆粉，迁到了长安及三辅时，虽然老曹考虑得也比较周全，把张鲁的道教体系全部打散，祭酒和徒众们分散开，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次的迁移，五斗米道在北方民间传播开来，成了星星之火。西晋末东晋初的衣冠南渡，五斗米道在江南也盛行起来，还被著名的恶人孙恩利用，成了这个坏蛋起义工具了。
总体上看，由于曹操的原因，五斗米道先后在北方和江南发展起来，特别是和江南的民间信仰相融合，逐渐演化后出现了三洞经箓，于是道教开始分化。此后，道教在中国便出现了不同的分支和流派，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到了曹丕上位以后，对方士的控制更严格了。很多人比较片面得认为曹丕对道教持一种完全否定和排斥态度，大抵是从一些史料中得到这种结论的。比如《续高僧传》中有记载，曹丕曾下令严禁官民把老子当神仙供奉，因为他认为老子最多是就是个贤人，绝对没有达到称神称圣的程度，所以不能给他立祠祷祝，而且曹丕还把这种禁令作为永久法令，如有违反就等着法院传票吧。不过从一些史料记载的一些小细节，比如方士给曹丕算命，让他注意四十岁时会有个槛儿，见到城门崩坏就不进去了等等，说明曹丕也不是完全不敬鬼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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