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投行的打工人来说，轻松、悠闲的生活总是短暂的，而为生计在全国各地奔波才是一年四季的常态。
由于老邱终于签出了那份报告，接下来的一个月进入了极为繁忙的阶段，配套的文件，沟通的工作都要紧锣密鼓的实行，甚至周六、周日都要加班，这样的压力直接导致了我在湖边跑步的次数多了起来。
借着这个机会，我跟志军、白宇他们多聊了几次，通过讨论解决项目出现的问题锻炼他们的能力，希望可以使其尽快成长，能够独当一面。
在争取上市的最后阶段，所有相关各方都聚集到了一起，共同商讨所面临的问题。在与证监会预审员的沟通中，收入的确认是个大问题，或许就是唯一的难点。
虽然反复沟通了多次，但由于创思的经营模式与传统的制造业不同，不能按照简单的发货确认，而是需要采用按完工百分比分阶段确认收入。
如果单只是这样，倒也还好，麻烦的是创思没有采用同行业公司普遍采用的按某几个固定节点确认收入，而是选择了将工作量的投入作为计算依据。这就会带来两个比较大的疑问：第一，缺少外部证据支撑，只靠内部的工时统计是否谨慎可靠；第二，涉及到跨年项目的时候，收入在各年度的确认是否合理。
说到底，证监会认为这种收入确认虽然不违反会计准则，但过于激进，公司容易进行收入调节，这正是老邱担心的地方，自从他主张的节点法被刘华强否决之后，他一直对这个问题有很悲观的判断。
又经历了一次徒劳无功的沟通，虽然我们列了所有项目的计算表，把过程节点都一一展示了出来，力图证明收入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对方始终无法理解，认为描述的不够清晰，依据不够充分，这是做小行业客户经常会面对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案例参考，审核人员缺乏同行业的经验。
出了证监会的大门，众人面面相觑，眼下收入的问题是最关键的，要是预审员理解不了，根本不可能推进到发审会的阶段。
漫步在首都的金融街上，一栋栋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建筑共同构成了一片钢筋水泥森林，来来往往的人群几乎穿的都是清一色的深色正装，浅色衬衫，提着公文包或是背着双肩包，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刻着紧迫和不耐，就连等红灯的那十几秒钟都像是在浪费生命般的厌恶。
不知从何时起，所有城市的CBD看起来都是一个样，不仅仅是建筑风格，就连来往人群、餐馆、娱乐，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在出差频繁的日子里，我有很多次在路上行走或是从酒店床上醒来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问自己，这是哪里？也许这就是现代化的结果，整个城市成为一座产出GDP的复杂而精密的机器，而这座城市的人按其职责分成担当着高大上的控制系统、机械臂、反应釜或者是低值易耗品、润滑剂或是螺丝钉，直到被更新的零件替代，或者是被升级后的机器直接抛弃。
直到我吃完饭，站在可以俯瞰首都金融区夜景的酒店窗前，还在胡思乱想着这些，因为当我遇到困难或是麻烦事的时候，总喜欢将它晾一晾，想些其他的事，就像是一种拖延或是逃避的感觉。但这种情绪很难维持长时间，因为总有人会打断，就像此时，刘华强的电话号码已经在手机上闪烁，即便是坏消息也总要人来传达或是确认。
“今天下午沟通怎么样，有问题吗？”多么虚伪的问话啊，
董秘申林应该早就汇报过了，他还装着不知道的模样，让我再描述一遍。
我有时候会发散式的联想，刘华强试图通过不同途径的来源，来验证彼此的说法，避免被蒙蔽吧，就如同当年的康熙、雍正都喜欢给人发密折权，使人互相告发，避免地方官员串通一气，上位者都有了解一切的冲动。
在讲完情况后，脾气暴躁的刘华强又是一阵教训，将所有遇上的问题都推到了中介身上，甚至还追溯到一年前我曾说过的某句话，如今证明是完全错误，就是因为这句话导致了很大的问题，要是不能解决，我要负全责云云，将近半个小时的大篇大论无非是在论证他一贯正确，而我们一贯错误。跟他打了一年的交道，明白此时的辩解毫无用处，不如将手机开在免提上，静静的听着，不时回应一句“是的”、“对”、“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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