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过看来，茶马走私局面如此混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刑法太轻，制度不严谨，对参与茶马走私的官吏和执法军的处置力度不够，这些人虽令不从，宁愿受棍棒之苦，冒着被革职的风险也会铤而走险。因为走私茶马获得利润太大。所以，这样的刑罚无任何效果。
另一方面，即便官府做到有申严茶禁立法，可是对商贩还是没有效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私自贩卖问题是与茶马互市相伴而生的。商贩在官府管的严格时会规规矩矩的，一旦放松警惕时，面对高额利润的诱惑，再加上茶马供不应求，让茶马互市走私活动又卷土重来。因此，各茶马司积压大量茶叶，缺乏马来易的现象一直存在。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大定对走私活动不是不重视，不是没给私自贩卖茶马的人颜色看看，可最后还是白费力气，走私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官府独自徘徊是走不远的，只有发挥市场作用，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只有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关键是让这只手把握好自己该做的，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而不是横插一手，只有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才是见效之策！
前世，冯过翻阅过相关资料。宋朝的历史地位，在很多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积贫积弱”，彷佛这就是宋朝历史的全部。然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在民富、民乐方面，没有一个朝代可以和宋代相比。真宗朝宰相王旦就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简单来讲：宋朝是一个马力强大的发动机，所谓“积贫积弱”的印象，只是文化输出出现了问题，且军事实力确是不强。
统治者对将官的压制进一步加剧，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则受沦为其副贰。“以文驭武”、“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武将受到统治集团的无端猜忌和百般防范，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王德用一生中曾两度入主枢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击两出枢密院。狄青的遭遇更为悲惨。他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场上是所向披靡、功勋卓著的将领;但在政界却成为文官集团排挤和打击的对象，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最终，狄青被贬出朝，抑郁而死。武将的社会地位跌至历史的冰点。
由于将官的无权、畏权，无力治军，兵将关系松散，以及朝廷任将喜好庸才，特别是统治者对无能将官的惩办不力，姑息放纵，难以起到惩上以御下的警示作用，这些原因都使得到北宋军事实力上出现“将懦兵骄惰”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处于军事劣势，被动挨打。直至北宋末年，将官不但不能训练军队，而且管理也极为松弛，及至宋钦宗，出现“靖康耻”惨剧。
时下之大定几乎就是那个时空北宋的翻版，貌似繁荣昌盛，实则内忧外患沉疴难去，茶马走私只是其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
解决？除非收回燕云十六州。
冯过沉吟良久，提笔写下：
“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马。盖制戎狄之道，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此贤于数万甲兵矣，乃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
他建议，西北大量屯田军队深入高原进行茶马互市，具体操作是“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任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运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予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所有的贸易必须得持有军队颁发的金牌，否则被抓到就按走私处理。
为了严防私茶贩运，立法必严，违法必究，譬如，“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杖一百，徙三年，茶货、车船，并须入官。”“若有私茶出境，拿获到官，定将犯人与本处不用心把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边关将吏纵容兄弟子侄伴当兴贩及守备、把关巡捕知情故纵者，均降级，有赃者从重论处，失察者亦照常发落，若自出资兴贩及通番者发边卫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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