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心下存疑，在冯过看来，所谓“五路伐宁”与那个时空的宋神宗“五路伐夏”起因经过惊人的相似。
错位时空终究只是错位，某些发生的历史事件一直都在发生着，只不过是时间点不同。
轰轰烈烈的“五路伐夏”野战势如破竹，但离成功就差一步，高遵裕下令停止进攻——“城未及阖，先锋夺门几入，遵裕驰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朝廷谓我争功，奈何？」命按甲勿攻。”
而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减员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两万多，只有李宪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
至此，宋军五路攻夏以大败告终。
在此次战役中，宋军的后勤补给明显准备不足。据记载，民夫苦折运，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斩其足筋，宛转山谷间，数日乃死者数千人。还有一处记载是，先是李察请以驴代夫运粮，驴塞路，馈不继，师病之。可以推测，当时缺马的北宋，大部分马匹都在前线部队中，那么后勤运输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民夫的人力运送，比如小型推车，但是毕竟前线是35万大军，必定会尽量保证前线将士的粮食供给量，那么民夫必然是吃不饱的，所以民夫大量逃逸，这就加重了宋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后来想用驴代替人力，也是因为道路阻塞而失败，加上西夏骑兵的袭扰，宋军前线的35万大军，就像是没人要的孩儿了，要吃药喝自行解决——
“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中正失期，粮道不继，士卒多死，命权分屯鄜延并边城砦，以俟后举。”
王中正所部的战术布置可能有另一个作用，就是阻挡辽国可能的干预北宋发夏军事行动，毕竟作为五路宋军中处于最邻近辽境的部队，而在发夏的军事行动中，王中正所部作用不大，完全是劳民伤财的，也会深受后勤问题困扰的部队——
“王中正至夏州。时夏州已降种谔，谔寻引去。中正军于城东，城中居民数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贼境抄掠，夏人亦弃城邑，皆走河北。士卒无所得，皆愤悒思战。”
在整个战役中，宋军无论是因为自身原因还是西夏的原因，都没有足够的能力保障宋军的后勤，加之战事正值秋冬之际，这极大的限制了宋军的战斗力，本来气势汹汹的一次围攻西夏之战，变成了西夏的绝地反击。
除了后勤的问题外，宋神宗选将也是很有问题的，五路主帅中，王中正、李宪都是官宦，高遵裕是外戚，相对来说宋神宗还是信任身边的人，而高遵裕由于有宋神宗的授权，节制刘昌祚，也是影响了宋夏战争的结局。
总体来看，宋军在后勤补给和选将这两方面有很大的问题，而西夏则是处置得当，前期避开宋军的进攻锋芒，诱敌深入，说是五路伐夏，但是抵达灵州城的只有两路，而且两路主将还不合，这样的宋军面对积极备战的西夏军来说，败了也是正常的。
冯过不知道定宁之战会最终以怎样的形式结束，但至少目前是连战连捷的，似乎覆灭西宁只在朝夕之间。
大概，朝堂之上是一片欢声笑语的吧。毕竟，在定人看来，西宁本就没有立国的基础，当彻底解决西夏政权。
崇宁帝即便有失君威，却也一直谋求覆灭西夏，夺回辽国幽云十六州，重兴大定国威。
眼下战局一片大好，惊天战功唾手可得，这怎不君臣欢欣鼓舞、惊喜交加？
至于洞庭湖杨幺之乱，一帮愚昧刁民，朝廷稍稍上点心，还不如捻死蚂蚁般叫他灰天烟灭？那方腊声势更为浩大，不也转瞬土崩瓦解了？
北边亦是传来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女真人气势汹汹，将后辽打得节节败退，可以“满地找牙”形容其颓败之势。
啧啧，好家伙，女真人的铁骑席卷肆虐，草原上传开“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已传遍后辽。
后辽天庆四年十二月，辽天祚帝派使臣授予阿骨打节度使的称号。阿骨打派习古乃等去后辽，索要逃奔在后辽的星显水纥石烈部长阿疏，借以探听后辽内部的虚实。习古乃回报辽天祚帝统治骄肆废弛。阿骨打建城堡、修器械，准备南征攻辽。辽天祚帝命统军萧挞不野领契丹、渤海兵八百人进驻宁江州防备。阿骨打调集各部落军兵，决意攻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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