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理国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脱胎于军事民主制度，借鉴了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设置，进行了民族内部的改革。云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大定政权曾多次册封云理统治者为王。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云理时盛行。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云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多位国王都曾先后禅位为僧。
“家无贫富皆有佛堂，少长手不释念珠。”
这可真真是神操作。
佛的宗旨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心”。用两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放下”；用三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毕竟空”；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回归自性”；用五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一切皆成佛”；用十六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白话来表达的话，就是“离苦得乐，圆满成佛”。
俺都举国信佛了，当然是向往和平毫无主动伤害性的，比乌龟还蜷缩的厉害，你好意思来盘俺？那样就太不道义了，我佛慈悲哪。
嗯，这波操作硬是要得，为其点赞。
但大定（包括秦楚王朝）真那么好相与么？答案自是否定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之所以容尔等苟且偷生，实乃吾无暇南下也。
秦楚立国后，与契丹人连年恶斗，国力大损，勉强维持住南北对歭的局面，哪腾得出手来南征云明？
到了常定王朝，政治生态愈发紧张，眼见着大燕与西宁眉来眼去卿卿我我的结为同盟国，生恐这二位来个西、北夹击，本来应对大燕就占不了上风，再加上西宁，定然疲于应付，一个不好便有覆国之虞，唯有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才是上策。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后辽便是这位值得深交的朋友嘛。大定自是看准了这一点，哲宗朝时便与后辽勾搭串联……结为通国之好，以此震慑共同的敌人----大燕。
至于云理这位听话的小弟，许以些许好处便是了，值得利用一波。
再说回文化没落这事，亦是因国策使然。
大定立国之初，太祖、太宗二位帝王在一边与北方政权作时的同时，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后期分裂割据的覆辙，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以求远离“武人政治”。
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大定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从那时候开始文人开始以儒家治国，同时也以儒家治军，大定也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个绳索，随着三冗问题的越来越严重，绳索也越扣越紧。
“三冗”通俗点说就是“冗兵”、“冗费”、“冗官”。
前二者不提，就说说后者。“冗官”指的是官员，大定的职能部门众多，而且被层层细化，每一个部门都有好几个官员。就比如有的负责审批，但盖章不属于他管，得着其他人。这样细化的衙门带来的问题就是办事拖沓，且互相推诿。而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就互相抱团，形成了朋党，最终结果就是尾大不掉。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得归咎于科举。大定科举取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秦楚的二十倍之多，社会重学风气逐步形成，在科举之下“求君于科场之中”以求飞黄腾达成为一种舆论共识。
“庠序不教之以道义，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大量官员并不想把本职工作和业务做好，反而盘算如何贿赂高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拉拢关系以求升迁得道的机会。
所谓“违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政治生态便是如此，偌大的官僚体系几乎全想着钻营阿附，为民谋利都成了空谈，又哪有心思钻研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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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云理时盛行。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云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多位国王都曾先后禅位为僧。
“家无贫富皆有佛堂，少长手不释念珠。”
这可真真是神操作。
佛的宗旨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心”。用两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放下”；用三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毕竟空”；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回归自性”；用五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一切皆成佛”；用十六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白话来表达的话，就是“离苦得乐，圆满成佛”。
俺都举国信佛了，当然是向往和平毫无主动伤害性的，比乌龟还蜷缩的厉害，你好意思来盘俺？那样就太不道义了，我佛慈悲哪。
嗯，这波操作硬是要得，为其点赞。
但大定（包括秦楚王朝）真那么好相与么？答案自是否定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之所以容尔等苟且偷生，实乃吾无暇南下也。
秦楚立国后，与契丹人连年恶斗，国力大损，勉强维持住南北对歭的局面，哪腾得出手来南征云明？
到了常定王朝，政治生态愈发紧张，眼见着大燕与西宁眉来眼去卿卿我我的结为同盟国，生恐这二位来个西、北夹击，本来应对大燕就占不了上风，再加上西宁，定然疲于应付，一个不好便有覆国之虞，唯有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才是上策。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后辽便是这位值得深交的朋友嘛。大定自是看准了这一点，哲宗朝时便与后辽勾搭串联……结为通国之好，以此震慑共同的敌人----大燕。
至于云理这位听话的小弟，许以些许好处便是了，值得利用一波。
再说回文化没落这事，亦是因国策使然。
大定立国之初，太祖、太宗二位帝王在一边与北方政权作时的同时，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后期分裂割据的覆辙，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以求远离“武人政治”。
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大定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从那时候开始文人开始以儒家治国，同时也以儒家治军，大定也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个绳索，随着三冗问题的越来越严重，绳索也越扣越紧。
“三冗”通俗点说就是“冗兵”、“冗费”、“冗官”。
前二者不提，就说说后者。“冗官”指的是官员，大定的职能部门众多，而且被层层细化，每一个部门都有好几个官员。就比如有的负责审批，但盖章不属于他管，得着其他人。这样细化的衙门带来的问题就是办事拖沓，且互相推诿。而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就互相抱团，形成了朋党，最终结果就是尾大不掉。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得归咎于科举。大定科举取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秦楚的二十倍之多，社会重学风气逐步形成，在科举之下“求君于科场之中”以求飞黄腾达成为一种舆论共识。
“庠序不教之以道义，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大量官员并不想把本职工作和业务做好，反而盘算如何贿赂高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拉拢关系以求升迁得道的机会。
所谓“违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政治生态便是如此，偌大的官僚体系几乎全想着钻营阿附，为民谋利都成了空谈，又哪有心思钻研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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