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商州城里有个教堂，住着一对传教士夫妇，在此已经十余年时间，收养了许多孤儿，也网罗了一批教民，不可避免地与本地百姓起了冲突。
袁耀是个头脑很清晰的官员，将事情的原委分析的头头是道，外国传教士是虔诚的教徒，信仰坚定，能吃苦耐劳，但收效甚微，国不是非洲那种明洼地，老百姓的信仰也不够虔诚，往往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你能保我，我就信你，你不能保我，那就再说。
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为了拓展宗教版图，会使出一些小花招，用小恩小惠来吸引人做礼拜，免费赠送圣经小册子，这些还不奏效，就帮你打官司，帮你伸张正义，这就大发了。
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在官府士绅面前就是待宰羔羊，现在突然有了洋人撑腰，一些受了冤屈的百姓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的心思去试了试，结果还真管用，官府就怕洋人，加上证据清晰，一些冤案真的扭转过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放飞了，商州城里的聪明人都去信教了，跟着洋人有肉吃，能欺负人，官府都不敢管，一时间教堂里充斥的都是奸猾刁民，他们用自己的私人恩怨绑架了传教士，假借教堂名义为非作歹，惹的天怒人怨。
袁耀说：“最近民间传闻，教堂收养弃婴是为了炼制丹药，那些婴儿的心肝脾肺肾都做了药引子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民怨沸腾，要不是官府保着，早把教堂拆了。”
刘骁说：“你官府如何不去查明真相？”
袁耀说：“军门明鉴，洋人不让官府的差役进入教堂，下官也没办法啊。”
刘骁看着愁苦的脸，点头道：“天津教案都三十年了，余威还在啊。”
天津教案是1870年在天津望海楼天主堂发生的惨案，性质差不多，教民与百姓的争端上升为国与国的矛盾，先是洋人欺压百姓，百姓反杀洋人，洋人军舰聚集大沽口，朝廷就怂了，派曾国藩处理，又是杀头又是流放，以命抵命，赔了五十万两银子，总算是糊弄过去，但曾国藩也因为此事晚节不保，一年后就郁郁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事发地的天津知府、知县都革职充军，这起到了一个很不好的表率，以后类似事件都参照处置，搞得大清的官儿更加不敢管洋人了。
袁耀深以为然，军门懂自己啊。
刘骁说：“洋人不至于用婴孩内脏做什么丹药，这个不用查也知道，想必是其他纠纷引起的吧，比如教堂占了谁家的地？”
袁耀说：“军门英明，教民某甲和地主武某因为田垄纠纷闹了许久，谣言想必是武某编的，下官若是护着洋人，必被万民唾骂，若是不保洋人，就会引发列强照会，朝廷责罚下来，还是下官挨板子。”
刘骁很能理解袁知州的痛苦，小时候他看过一部动画片，讲的是洋神父在县官的帮助下抢夺民间宝贝鱼盆，小小年纪的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又怕洋人，既如此，官府把百姓组织起来和洋人干不就完了，没有谁天生就喜欢跪舔外人的，朝廷如此奴颜婢膝，是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打出来的结果，拼尽全力也干不过人家，只能躺平。
至于朝廷把百姓组织起来的设想，也会在今年实现，最终演变成庚子国变，再一次的深深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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