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帝都的教育出版社慕名请邓散木写“学生字帖“和写简化字铜模，此时他对新中国成立感到由衷的高兴，心情舒畅，对出版社的邀请，一口应允。
出版社没有要求他移居帝都，他因其爱女家齐在帝都矿务系统工作，配有一套公房，他便决定携眷去帝都与女儿同住，这样就便于与出版社联系工作。
这是1955年的事。
他在帝都认识了“京中名流“张伯驹。
张是大收藏家，又是名票，与余叔岩交厚，张对书法，又是内家，与邓散木的观点相同，两人碰在一起，一谈就是半天，遂成好友。
岂料几年后，“特殊运动”从天而降，张伯驹这样的大名人，焉有不被波及，有人专为“揭发”张伯驹写了大字报。
邓散木去看了大字报，心里十分气愤，简直是一派胡言，于是他仗义执言也写了一张大字报，予以反驳。
他不知道：运动中，造反派的任何屁话都是“真理“，不容你知识分子说个“不”字，遑论反驳了，反驳就是一条罪状。
不多时，邓散木与张伯驹分别被宣布为犯罪分子，这简直把邓散木怔呆了。
他并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是特约性质的，出版社无法接受这个右派分子，造反派只好交与街道居委会监管。
他原来整天握笔杆子的，戴上了帽子，只得每天晨起握大笤帚扫街了。
至于这两位大名入的“摘帽”问题，也有故事：
张伯驹是陈元帅的朋友，陈逝世后，张伯驹写了一副数十言的长挽联送与治丧委员会，在悼念会的当天，治丧会把张伯驹的这副长挽联张挂在灵堂内。
太祖参加了悼念会，在张伯驹这副长挽联前站定，细细读了一遍，点头称是，就是这一点头起了作用，张伯驹随即被摘去了帽子。
邓散木则是胡愈之通过民盟内部讨论决定摘帽的。
当然这是故事，未必是真的，权且看看。
邓散木受此打击后，他在上浦的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消失了，整天闷闷不乐。
不几年，因左下肢动脉硬化，遵医嘱截去了一足，走路只能靠拐杖了。
他从截肢起，就改名为“一足”。
他没有丢开他的所长书法与刻印，勤奋工作，出版有一书。
过去在上浦他曾出版、和等著作。
邓散木毕竟身体日衰，数年后不幸逝世。
当时聂老爷子还去参加了邓散木的追悼会。
两人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着实是一对好朋友，忘年交。
如果能得到这枚龙钮大印，相信聂老爷子也会非常高兴的。
至于说那上面的太祖名字则比较麻烦。
不过也不是什么问题，聂老爷子一直都是太祖的忠实支持者，当做崇拜来收藏也无妨。
反正现在也没有那样随便给人戴高帽子的情况了。
将龙钮大印收了起来，张天元继续去寻找别的东西。
这保险柜里的物件自然不如外面多，但也好几件呢，可得仔细瞧好了。
很快，一件青铜器映入眼帘。
“这是一件古盉，也就是古代盛酒器，或说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即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如同现今的鸡尾酒。
商朝贵族饮酒之风颇为盛行，所以商代青铜酒器盛行，并往往举行隆重的仪式，祭祀时也是礼器，所以商代酒器十分发达。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商后，周人认为商的亡国是由于统治者溺在酒中，所以周代禁酒。”
王麻子似乎是要告诉张天元，自己不是白痴，是懂这些东西的，希望张天元不要把他当傻子，有些东西，价格上还是要注意的。
张天元笑了笑，对于他的话，并不是很在意。
越是不懂的东西，其实有些人才越是想要着急去证明自己懂。
他觉得王麻子对于青铜器，估计也是个外行，搞不好还能再狠狠地砍一次价。
盉的形状较多，一般为侈口，深腹，有盖，颈、腹间前有一斜置的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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