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年五月初六的养心殿前，一早便已是人来人往，诸多太监将殿外道路清洗一新，以便大臣入觐。阮元这日排在入觐群臣的第二位，而阮元之前，道光还召见了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是以阮元只得先在隆宗门处等候，眼看隆宗门上，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时的箭头仍然嵌在匾额之上，可紫禁城内却已然换了主人，一时之间，阮元竟也多了些物是人非之感。
而这时的养心殿内，曹振镛的奏对却并未结束，道光看着面前的几封奏折，向曹振镛道：“你且看看这些奏疏，同为旗人公折，自称居然都不一样，朕前几日看过高宗皇帝旧时上谕，高宗皇帝之意，是旗人公折称臣，请安、谢恩、私事奏对方自称奴才，如今这些旗员，怎么一个个公事折奏也都自称奴才了？你也再下去拟一道上谕，把高宗皇帝旧制重申一遍，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朕看的是下面督抚藩臬具体做了什么，至于自媚之语，朕何尝在意过呢？”在乾隆时代，旗人文官公私奏折自称之事基本上是严守乾隆上谕。但进入嘉庆时代，很多旗员便已频繁在公事奏折中以奴才自称，嘉庆也曾一度纠正，可自称奴才的旗员却越来越多，到了嘉庆后期，嘉庆已经无力再去详细区别这些细节，旧时规定也几乎无人再来遵守，旗人大多不再区分公私奏折，只自称奴才了事。道光偶然发现乾隆旧时上谕，方才想到此节。
“臣遵旨。”曹振镛当即答道。
“不过话说回来，督抚……朕下一个要见的阮元，朕想着好像从皇阿玛亲政开始，就一直在外做各省督抚，反倒是京官只当了三年。如今想想，朕对他完全没有印象啊？阮元平日上奏不少，朕都看过，是个尽于职守的总督，本也是该封赏的。只是……这阮元除了公务之外，平日为人如何，你可清楚啊？”道光这日除了一件纠正官员称谓的小事，倒是没有多少要事可言，便也向曹振镛问起了下一个前来觐见的阮元。
“回皇上，两广总督阮元，是高宗皇帝和仁宗皇帝都颇为看重之人，前后督抚直省，已有七省之地。臣听闻，这阮元平日政事之外，亦有修书兴教之功。年初广东已经将新修成的《广东通志》送到了京城，一共三百三十四卷，而臣看旧档记载雍正之时的《广东通志》却只有八十卷，如此说来，阮元对于刊刻之事，要比其他督抚尽心得多了。”曹振镛当即答道。
“尽心于刊刻之事……”道光听曹振镛说起阮元修书，也开始思索道：“三百三十卷……比旧志多了整整四倍啊？这阮元要修成这样一部书，花的工夫应该也不少吧？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能够勤于政事呢？”
“皇上，直省之事，皇上或许不知。其实编修这种三百卷之多的巨著，绝不是督抚一人能够完成的。”曹振镛也向道光解释道：“臣听闻阮元在江南广东，都颇得士人好感，是以广东修书之议刚刚传到江南，就有不少在江南已经小有名气的读书人，主动前往广州，助阮元编修通志。除此之外，阮元延用幕僚，亦是多用人才，其幕友大多也都是地方闻名的文人墨客，或者说，许多文人，会以进入阮元幕府成为幕友，而自诩得志。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不愿再应科举的那些生员举人的心思，皇上却无需在意。”
“是吗，阮元在天下读书人中，看来是颇具声望啊……”道光听着曹振镛之言，似乎也想到了更多问题。
“皇上，臣也听闻，如今阮元年近六旬，所以准备刊刻自己的文集，用以给自己庆寿。这文集一出，就连如今京中，许多好学之士，亦或曾受阮元提携的后学，无不是赞誉有加。臣这里有一篇文章，是内阁中书龚自珍所作，龚自珍是浙江举人，他那一届的主考是吏部王引之王侍郎，王侍郎考中进士那年，副主考正是阮元。”曹振镛一边说着，一边也取了一张素笺出来，见道光模样，似乎道光也想听一听这篇文章内容，便即念道：“‘今皇帝御极之三年，天晴地爽，日月穆耀，美阳之气，俭于耆臣……公宦辙半天下，门生见四世，七科之后辈，尚长齿发，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潜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荜之遗编，扬屹而登国史，斗南人望，一时无两，殿中天语，字而不名。公知人若水镜，受善若针荠，文梓朽木，经大匠而无弃，器萃众有，功收群策。……张华腹中，千门万户，孙武囊底，八地九天，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实兼之，古之上寿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由斯以谭，其诸光明之日进，生物之方无穷也乎？’皇上，臣与阮元多年不能共处，所知之事不多，若是这龚自珍所言句句属实，那阮元为学之长有十，为政之功有六，实在是国朝难得一见的股肱之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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