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书发走后，汪伯彦又派遣武翼大夫刘浩，率领二千骑兵前去磁州应接康王，岳飞就在这支队伍中。
自从王云被活活打死，重要文件又全部丢失，康王与耿延禧、高世则等人都惶恐忐忑，惴惴不安。耿延禧和高世则觉得磁州太不安全，建议康王回到相州，将实情上奏，然后在相州待命。康王也认为磁州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可是，相州就一定安全吗？正在犹豫不决时，恰好收到汪伯彦派人送来的蜡书。康王看后，当即决定回相州。
康王觉得走原路有些危险，令韩公裔另外找到一条回相州的路。他们半夜悄悄起来，秘密出发。走出磁州城不久，碰到刘浩率领人马前来接应。康王与耿延禧、高世则等这才有了安全感。
王伯彦身穿戎装，肩背橐鞬，率领亲兵一千人，在相州郊外安阳河边迎接康王。康王一见很感动道：“它日见到皇上，当首先推荐你担任京兆尹。”从此，汪伯彦开始受到康王赏识和重用。
天快亮的时候，康王安全抵达相州城。磁州人包括宗泽在内，对此皆毫不知情。
磁州之行，在康王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許，若沒有使金途中的这一转折，也就不会有康王此后的应天即位，更不会有后来被南宋人极力渲染的“崔府君显圣”和“泥马渡康王”等故事。
汪伯彦向康王汇报道：“近日得到朝廷两份圣旨：一是令本路诸郡召集土豪民兵，抗击金贼；一是令河北不得鼓动民间起兵生事，有碍和议。这两份圣旨几乎同时下达，相互矛盾，如何执行？今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
对于皇上为什么下达相互矛盾的圣旨，康王心里其实很清楚。因为朝廷内部一直有主战与主和两派，斗争一直很激烈，而皇上又一直摇摆于两派之间，所以，才会出现如此荒唐可笑的圣旨。但他不能向汪伯彦这样解释，他只能保持沉默。
康王命耿延禧起草奏章，大意是：臣等奉使北上，刚至磁州，磁州百姓杀死王云，民心不宁，不让北去，且闻敌兵已南渡，故臣等复回相州，以俟圣裁。
随后，康王派专人怀揣蜡书回京，向宋钦宗禀奏。
十一月二十一日，宋钦宗与他的大臣们得知金军前锋已到达陈桥，遂急忙宣布京城戒严。可是，他们又担心居民知道真相后惊扰大乱，于是封锁消息，不说金人已至京郊，而是以防秋为由，命令保甲、军人、百姓、僧人、道士等登上城墙，守卫京都。
宋钦宗下令，朝廷停止其他一切政务，各部门都要积极准备应战。
第二天，宋钦宗令耿南仲和聂昌以通和国信使为名，立即出发，分别出使宗望和宗翰军中，负责办理割让河北与河东事宜，以使金军停止进兵。此时，宋钦宗对停战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幻想着，金人在得到河北与河东地区之后，能罢兵而回。
聂昌接到圣旨后，入宫对宋钦宗说道：“陛下委臣出使，臣不敢推辞。但以臣短见，深恐许和割地之后，金人失信，又来攻城。臣若只是传达国书，实为无益，且两河之人素来刚劲，以至于太原孤城能坚守近一年，隆德城破而复守，人人皆有死战之心，盖不负祖宗积德之灵，陛下恢复之志。
而今，下太王迁邠之令，用保生灵，唯恐两河之民深恋国恩，不肯削发左衽以从夷狄之国，则未必可以号令也。万一号令不从，则臣必为金人所执，不能为陛下效力，则臣死不瞑目矣。臣若到金人军前议事不成，而金兵已南渡，臣请求，有权分派徽猷阁直学士参议官刘岑和朝奉大夫干办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师入京，捍卫社稷，此亦臣区区之愿。”
宋钦宗点头道：“甚好！当下达诏令。”
聂昌说道：“若下达诏令，众人必喧然相传，如此则必漏泄，漏泄则机事不成矣。希望能下达密诏。”
宋钦宗同意，于是命人取来一块黄绢，在上边御笔题写道：“聂昌议和不成，金师南渡，可取晋、绛路入京兆，率诸路人马入卫王室。刘岑、滕牧取岚灵路，催促陕西等路军勤王，依奉使法。其中，滕牧除直秘阁。体念宗社，朕不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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