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更是兼并的重灾区，这里的土地灌溉条件得天独厚，又很肥沃，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那就是宋徽宗的昏聩。他重用的奸臣朱勔以苏州为中心，作威作福，以给宋徽宗寻找花石纲为名，对各级百姓穷尽搜刮之能，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看重谁家的物件，马上派官吏去盖上黄布，派官吏看守，名曰黄封。老百姓不但要恭恭敬敬的看护这些黄封，每天还要给黄封磕头，并且承担这些黄封运到开封的运费，这根本不是普通人家能承担的起的，即便大户都吃不消，所以中等人家悉数破产。
很显然这种黄封手段，很容易变成敲诈勒索的名目。不想破产的中产之家，甚至一些富户，都需要给朱勔党羽进贡。通过这种方法，朱勔在苏州当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万亩土地。这是官府抄家记录在册的，官府没抄出来的有多少？有没有抄家的官吏贪墨的土地？有没有朱勔通过分家、诡寄等方式隐藏的土地，没人知道。这还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党羽无可计数，朱勔搜刮花石纲，龙颜大悦，十分受宠，乃至一时间，东南地区的官员都需要他才能加官进爵，史称“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朱勔府邸一度被称之为东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都是朱勔门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计其数。朱勔倒台，就是这一两年间，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实根本不可能赖得及收拾遍布东南的朱勔党羽，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这些党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带，因此这一带的土地，大多数都被这些恶吏兼并。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种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荡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自成一体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种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户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种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出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乱，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高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矩，连王安石变法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都没能触动这个基础，于是土地的价值更加得到认可，有钱人自然对土地资产十分看好，买地的情况十分普遍。
官府对于土地买卖的放任，也是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转情况极为频繁，乃至形成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这种对于土地特有的价值认识，土地变成了一种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资产。
也有一些诗词描述这种土地流转频繁的现象，宋代官员朱继芳在描述自家宅门的《朱门》一诗中写道：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感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弃疾则在《最高楼》中写道“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写道“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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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黄封手段，很容易变成敲诈勒索的名目。不想破产的中产之家，甚至一些富户，都需要给朱勔党羽进贡。通过这种方法，朱勔在苏州当官二十年后，被抄家竟抄到了三十万亩土地。这是官府抄家记录在册的，官府没抄出来的有多少？有没有抄家的官吏贪墨的土地？有没有朱勔通过分家、诡寄等方式隐藏的土地，没人知道。这还是朱勔一家兼并的土地，朱勔的党羽无可计数，朱勔搜刮花石纲，龙颜大悦，十分受宠，乃至一时间，东南地区的官员都需要他才能加官进爵，史称“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朱勔府邸一度被称之为东南小朝廷。
刺史、郡守这样的大官都是朱勔门下，而那些中小官吏，更是不计其数。朱勔倒台，就是这一两年间，又恰逢金兵入寇，朝廷其实根本不可能赖得及收拾遍布东南的朱勔党羽，有大量的漏网之鱼。这些党羽，大量集中在太湖一带，因此这一带的土地，大多数都被这些恶吏兼并。
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种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荡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自成一体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种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户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种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出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乱，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高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矩，连王安石变法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都没能触动这个基础，于是土地的价值更加得到认可，有钱人自然对土地资产十分看好，买地的情况十分普遍。
官府对于土地买卖的放任，也是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转情况极为频繁，乃至形成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这种对于土地特有的价值认识，土地变成了一种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资产。
也有一些诗词描述这种土地流转频繁的现象，宋代官员朱继芳在描述自家宅门的《朱门》一诗中写道：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感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弃疾则在《最高楼》中写道“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写道“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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